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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刑法立法思路的几点认识

[收录:2017-04-28] [作者:马佳佳] [服务:论文代写代发] [字体: ]
内容摘要:刑法立法本身因牵涉诸多利益关系,尽管在近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对刑法立法活动进行了调整和修正,但依然面临新的难题。我国刑法立法在社会转型关键期,需要从法益观念的调整上赋予刑法新的机能。从立法思路上提出能动、理性、多元机制,以促进刑法更好的参与到社会治理实践中。

  从当代社会犯罪行为的表现来看,一些具备明确分工、合作方式实施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在定罪量刑上面临诸多难题,比如一些特殊的、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出卖人体器官,以及其他经济犯罪,如走势、强迫交易、传销等等,无形中拓宽了刑法惩治的范围。对于刑法本身的修改与完善,尽管全国人大委员会也不断通过《刑法修正案》等方式来进行了调整,但对于刑法立法所牵涉的范围太广,势必带来其他影响。为此,本文将着重就刑法立法的思路提出几点看法。本文由教育大论文下载中心WwW.JiaoYuDa.CoM整理

一、当前传统刑法观面临的诸多质疑

从刑法立场来看,坚持罪刑法定观念是维护刑法“铁则”,保障个人自由,满足社会法治的基本要求。然而,随着刑法漏洞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对于新型犯罪的裁定与量刑上,刑法如果坚持法治思想,则必然偏离传统刑法观所提出的规则约束。我们从刑法修正案的实施,将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工具,用于从法益权利保护上来判断、甄别、处罚危险个体。如《刑法修正案(八)》中第43条主要针对“打黑除恶”行动进行修改,并作为评估黑社会性质的重要评判依据。过去在经济类、财产类犯罪量刑中,可以根据实务来进行酌定。但《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第3款提出“贪污受贿金额巨大,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罪刑,真诚悔罪并退赃者,可以从宽处罚”。

虽然该规定具有现实意义,但与刑法总则所明确的“统一适用于罪犯可能退赃的财产犯罪、经济犯罪”相矛盾,有失刑法平等原则。另外,对于犯罪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罪刑,传统刑法观认为“危害情节显著轻微的,不是犯罪”,但对于近年来依据刑法来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刑法对社会的保护出现了保护前置的现象。比如对于拒不支付报酬、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社会治安活动等行为,原本可以用刑法来进行管控,但对于行政机关则因无收益而不愿管理。再如在信息网络犯罪规定中,《刑法修正案(九)》第29条提出“中性行为犯罪化”,将客观归责论应用到网络犯罪中。对于提供互联网接入、网络存储、服务器托管、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者,也将受到归责处理。如此以来,对于立法处罚的范围也进行了扩大化。

二、对刑法立法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遵循能动立法,适当增设新罪

刑法立法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的复杂形势下,在立法规制上应该遵循能动性,即根据社会发展情势而适当增设新罪。我国刑法承袭苏联的实质犯罪理论,将对社会的危害行为作为定罪本质内容,当达到社会危害性时则启动刑罚权。由此来看,犯罪事实的成立,需要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而这里的“某种程度”则具有模糊性。比如我国刑法在立法上,对于哪些行为不能容忍,则通过设置罪刑规范来进行定罪。但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危害程度”的界定,如盗窃、敲诈、抢夺等罪名,在刑法上规定了数额较大时才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德国刑法却规定,即便是盗窃很小的财务,如果被害人提出请求,则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