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论语》和毛泽东思想:摘　要：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吸取了中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思想资源，《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不但继承了《论语》精神的优秀成分结合实践得到科学的应用，并将其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论中国共产党90年之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价值选择：人民１９２１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比较席勒与庄子的游戏思想的不同：摘要：游戏是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活动，古往今来，中西许多思想家都以游戏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席勒与庄子，通过游戏来传达他们各自的思想精华，显现出中西游戏观的差异。

内容提要：对 中国 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区别和分析，本文即试图从“行为规范”、“支持精神”和“相关思想”三个方面来分析和阐述这一思想资源，指出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所主张的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支持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 自然 和谐的精神，而两个对环境保护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思想，则一是涉及对 经济 及物欲的看法，即限度和节欲的观念；一是涉及对人和事物的一种基本态度，即一种中和、宽容、不走极端，“不为己甚”的态度。

摘要：宗教与 科学 是人类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的相互关系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矛盾和冲突关系。作为能满足人们不同需要的两种社会存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确实有矛盾和冲突，但在人类生活中，二者又可以表现为彼此独立、和平共处，有时还会相互促进，而且这后一种情形还更普遍。

摘 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重要问题。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 发展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仁不发于心，则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规范，则仁流为 自然 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我们又不妨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辛亥(西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文化革命进入批林批孔阶段，曾经提倡法家，批判儒家：儒家代表旧势力，是反动的，法家代表新生力量，是先进的。

[ 内容摘要] 西方古典伦理 政治 观曾占据着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并
且对日后政治思想的 发展 有着深刻的影响。只是随着近代政治学的兴起，西方古

科学 是沿着一条与人们的直觉设想相反的方向 发展 的。它首先 总结 出的是那些远离我们的物体的 规律 ，然后才慢慢的由远而近：首先是天体，然后是地球，再后是动植物的生命，最后的、而且仍然非常不完善的是人的思维。这种进程很容易解释，对于细节的熟悉反而会妨碍对其全貌的掌握，从天空中观察罗马大道的略图就比在地上更容易些。一个人的朋友可能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行为，在交往过程中，朋友们可以惊人地预感到他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什么，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只是随机而动而已，并没感到受什么规律的支配。从个人感官获得的对细节的了解出发，并不是科学探求普遍知识的捷经。不仅简单的 自然 规律的发现，而且我们所知的世界渐进发展的原理的获得，也是从天文学开始的，但是不同于前者的是，后者发现，其最引人注目的应用却是与地球上生命的成长紧紧相关的。我们今天了解的进化原理，尽管始于天文学，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科学价值却体现在地质学和生 理学 上，在哥白尼体系取得胜利之后，进化原理必须与顽固的神学偏见作比天文学更困难的斗争。

“…… 经济 学家和 政治 哲学 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远比一般人更具影响力。而事实上，除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外，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左右这个世界了。许多务实之士自以为能免除知识的影响，其实他们往往是为过时的经济学者所摆布。”

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位于渭水流域的周部落的酋长，即后来的周武王，会合大批反商部落攻入朝歌，商纣王被逼自杀。周武王去世后，周公又率兵东征，扑灭了一些王室成员和商遗民的联合反叛。

（一）
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 自然 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脱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 发展 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

中国 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伦理文化，道德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儒家伦理独立承担着培植中国人道德意识的使命。人们按照儒家伦理的要求规范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着自己的成德之路，并凭着对儒家伦理的学习和实践而谋取功名利禄，成就一番事业。随着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入，儒家道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衰微。今天，儒家道德已逐渐淡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人都抱以深深忧虑和惋惜。更有一些人将当代中国人道德精神的萎靡不振归结为一个世纪以来知识阶层对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再度诠释和弘扬来恢复儒家道德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与一般研究者的思维角度和研究目的不同，本篇 论文 通过对孔子思想的考察与分析，试图从儒家自身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来找出导致儒家陷入今天困境的原因，从其本身来揭示出它的 历史 命运。这里首先指明的是，由于本篇论文的观点均出自对《论语》中孔子及其学生有关论述的分析和推演，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关于儒家道德思想的完整而全面的综述。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甚至不能涵盖孔子的全部思想。作者只是将孔子思想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综合和分析，其目的在于揭示孔子思想中所蕴含的矛盾和问题，从而激发人们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孔子以及后来儒家思想家的思想。并在系统地反思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塑中国人的道德世界。

西方思想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古代希腊人都生活在不大的城邦之内，除了城邦这种 政治 体制之外，他们别无所知，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在他的时代城邦已经走向毁灭），也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在大部分城邦之中，公民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在战争中俘获的外族战俘，则成为城邦公民的奴隶。虽然古希腊城邦实行的大都是民主制，但各城邦中公民的自由程度却大不相同。在斯巴达，全体公民都生活在军营之中，对于个人谈不上有多少自由；在雅典，公民则主要以经商为生，除了某些时候由于宗教和政治狂热而对少数人进行了迫害之外，公民在最好的时代里曾享有过不受国家所限制的极大的自由。斯巴达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文化，而雅典的自由生活则大大促进了希腊人对 自然 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思考。古希腊的 哲学 ，从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开端（约公元前六零零年），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而到达亚里士多德的时期，其学术思想的 发展 达到了最高峰。在这段 历史 发展过程中，雅典的公民参政程度不断扩大，克里斯梯尼时期以后，雅典步入了“全民政治”的时代。这时，每个公民都要担任一段时间的政府官吏；主要的政府官吏则由抽签而不是由原来的选举产生。这种制度固然扩大了普通民众的参政权，但许多时候却是由一帮鸡鸣狗盗之徒在管理着国家；这样，社会便自然走向衰败了。

本文认为， 中国 哲学 的基元范畴“五行”、“阴阳”、“气”、“道”和儒、释、道三家的形上学，不是西方前 现代 哲学的实体主义的，而是非实体主义的。

在一篇 的（Morality as a System of Hypothetical Imperatives）的文章中1，Philippa Foot 质疑康德将道德建立在定言令式的作法是不充份的。康德在＜道德形上学之基础＞2一书所要论证的道德是一种自律的道德系统，要严格地与他律的道德系统分开来。直觉上，康德的想法与我们的道德观是十分吻合的，因为我们不会称一个收了钱才做一些事的人是道德的。同样的，我们也不会称一件事是道德的，如果这件事是因为要得到某些奖赏才去做的。但值得疑惑的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一定要接受只有出于善的意志的行动才是道德的，其它非出于善意的行动（注意！并不一定就是出于恶意），例如有条件、或想达到关心他人目的的行动都不算？很多人批评康德的伦 理学 是一种道德的严格主义（Rigorismus），理由即在此。为甚么一个商人为了赚更多钱而童叟无欺就没有道德的价值，难道他无欺的行为本身就没有道德价值？一个母亲为了照顾家人而操劳家务就不能是道德的（当操劳家务不能达到照顾家人的目的或条件而不会去做，就没有道德价值）？人权斗士为人权而发起抗争？女性主义者为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权而走上街头？如果这些行为因为它是有条件的、为达到外在目的的，而不能是道德的，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基于我们会确认这一类行为的道德价值，Foot论证道德作为假言令式的系统。Foot 基本上同意康德定言令式可以与假言令式区分开来，但不认为因此就须给定言令式特别的地位，认为只有“无条件”或“无外在目的”完成的善行才是有道德价值的。本文在分析Foot的批评，并藉此重新厘定康德善的意志之概念。

（提 要）
本文主要探讨有关死亡的恐惧、意义和超越的问题，认为：（１）解决死亡的

（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推展 中国 本土化的临终关怀（ＨＯＳＰＩＣＥ）的各种问题，认

九十年前，当 历史 开始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在 中国 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於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一八九九年起事态像脱僵的野马一样迅速 发展 ，演变为一股席捲整个北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抗击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缐膛炮装備的八国联军。在一八九九——一九○○年运动高潮期间大量表现出来的癫狂行为是人类在饱受外部刺激、累积的敌对情绪超出心理抑制阀限（注一）情况下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心灵的屈辱。祗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践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

（提要）
本文主要根据有关史料，探讨梭山先生（生于宋高宗建元戌申年，卒于宋宁宗嘉泰己丑年，即公元1128-1205年）的所思与所行，认为梭山先生在行为上特立独行，是一个儒者中的"隐者"；在学术上，梭山在陆学的 发展 史上具有"启之"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朱陆之辩"的问题上，不是象山而是梭山先生首先提出了"太极"与"无极"、"乾坤"与"父母"的关系问题，这在 中国 学术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梭山先生又是一个特别关心生民百姓日用庸常的思想家，其学"以切于日用者为要"，在中国思想史上应具有较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