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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滨故人》的个人化叙事策略

[收录:2016-01-27] [作者:周璇] [服务:论文代写代发] [字体: ]
内容摘要:论《海滨故人》的个人化叙事策略
周璇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由于叙事者对人物观念的强有力控制,致使人物成为叙事者“个人化”思想的载体。这实际上是庐隐作为女性作家在不脱离所处时代语境和叙事常规的前提下,巧妙创建女性声音的一种叙事策略。本文拟从叙事者在形式上的频繁干预、叙事者采取的平视视角和虚化的群体型叙事这三个方面分析庐隐在这篇小说中所采用的个人化叙事策略及其折射出来的女性思想意识。
关键词:海滨...

论《海滨故人》的个人化叙事策略

 西南交通大学文学

摘要: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由于叙事者对人物观念的强有力控制,致使人物成为叙事者“个人化”思想的载体。这实际上是庐隐作为女性作家在不脱离所处时代语境和叙事常规的前提下,巧妙创建女性声音的一种叙事策略。本文拟从叙事者在形式上的频繁干预、叙事者采取的平视视角和虚化的群体型叙事这三个方面分析庐隐在这篇小说中所采用的个人化叙事策略及其折射出来的女性思想意识。本文由教育大论文下载中心WwW.JiaoYuDa.CoM整理

关键词:海滨故人;个人化叙事;女性

按照后经典叙事学的说法,叙事载负着社会关系。因此它的含义远远不止那些讲故事应遵守的条条框框。叙事形式和叙事者的意识形态是互构的关系:叙事者采取何种叙事策略,其决定因素都不是某种本质属性或孤立的美学规则,而是一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其中就包括性别。本文尝试从叙事学中的个人化叙事策略角度分析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以期有所发现。

一、叙事者在形式上的频繁干预

作家们往往通过叙事者干预小说的方式保持对小说叙事的绝对权威,这类小说运用频繁的、带有情绪色彩的词,明显地暴露叙事者立场,毫不隐讳地表现出自己的爱憎。

词汇、用语这一层面,《海滨故人》具有非常鲜明的感情色彩,这对渲染气氛、塑造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中不断重复使用以下词语:

无言:10次 “无言”的同义词“默默”:2次

怅惘:5次 沉闷:3次 消沉:2次

前途的可怕/不定:4次

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无言”表明了人物的一种失语状态,在友情、爱情面前频频“失语”,宣告了女性声音所享受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虚构”而已。我们看到,不论这种声音大声地表述了些什么——诸如“同性的爱和异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十年以后同退隐于西子湖畔”等,它一开始就被局限于某种事先安排好的同/异性关系的情节之中。这种情节担负着一种势力强大、因循保守(即书中所言的“礼教”)的使命,它限制叙事声音所能造成的影响,赋予所谓的“自由”言论某种无声无息的效果。而且这种沉默早就被整部小说既定的悲剧化设想弄得有气无力了。就这样,礼教遏制了叙事声音,而叙事声音又为情节造成开放自由的假象。这种契约式的叙事把女性的沉默无声表征为女性自身欲望(个人性格缺陷)的结果。

这种自身欲望(个人性格缺陷),根源于“五四”时期作家的人生阅历与思想水平。可以说,庐隐仅仅作为感应五四反封建思潮而成长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而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尽管加入新文化阵营后,她有自己主动而独特的追求,但在整体思想水平(理性这一层面)上无法达到同时期鲁迅等男作家的高度,这使得她往往热情有余,理性力度不足。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她们既憧憬未来、满怀理想,也易于陷入感伤中。她们能够批判社会、宣泄痛苦,却无力对自身不可逆转地瓦解或淡化友谊、走向父母包办婚姻、沦为传统家庭女性的命运作出解释和反思。所以,她们常常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语”状态。

“怅惘”、“沉闷”和“消沉”等词语渲染了小说的叙事氛围,即一种悲剧色彩浓重的压抑的整体基调。只有把握了这种悲剧、压抑的基调,读者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小说的叙事导向:庐隐虽然是从女性视角抒写青年陷入社会困境的“怅惘”、“沉闷”和“消沉”,但男性青年爱情理想受挫的“怅惘”、“沉闷”与女性青年追寻理想无果后的日渐“消沉”,都同样进入她的创作视野。面对强大的封建礼教,最初的觉醒女性是自觉与同一处境中的青年,无论男女(露沙、宗莹、云青、梓青、蔚然等),结成精神盟友的。这种代表社会进步力量同时暂时又还处于劣势的弱者同盟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觉醒者的被动处境,但相互间的同情却在周遭的寒冷中给这些年轻稚嫩的心带来些许温暖。在这一点上,原本的女性中心意识演变成一种雌雄同体的“不自由的肉体,凄然的心境,或男或女,或长或少”,这也正契合了庐隐在《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中扬言的“我们所争的,只是同此头颅的人类平等,并不是两性的对敌,事实上两性在世界是相互生存的,若故为偏激之论,两性间树起旗帜,互相战斗,……不独无意义,而且是大谬误” 这段话的实质内涵,笔者认为,这确然是对西方女权主义者将女性视为男性欲望的奴隶、受压迫的对象,把女性完全置于男性对立面的偏激倾向的一种反拨,在作品中坚持这种叙事导向笔者认为是庐隐为妇女思想解放树起的一面鲜明而正确的理论旗帜。

二、叙事者采取的平视视角

通过叙事者的渗透,使人物意识的个性和叙事者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作品中达到了有机融合,叙事者采取平视视角,将人物的思考提升到与自身齐平的高度,使作品延展到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探讨,一如巴赫金所认为的:“叙事者只有与人物进行平等的‘交流’才能获得其真实的对人生洞察的高度。”

在这一点上,庐隐有意识地在写作技巧上进行了调整,力图运用人物话语来表现叙事者的思想。她将自己对婚姻家庭的感悟、理解融入到人物意识中去,让读者关注人物“话语”的意义,而不是人物的行动:

云青:“……我大约总是为家庭牺牲了。”

梓青:“其实云青也太懦弱了!她若肯稍微奋斗一点,这事自可成功。”

宗莹:“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现在既然进了学校,有了智识,叫我屈伏在这种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

逃脱家庭包办婚姻的羁绊与渴望家的温暖,是多数像云青这样的年轻女性感到难以两全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云青选择彻底的妥协。梓青和宗莹虽强调女性应该有婚姻选择的自由和勇气(更接近于叙事者的思想),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职责,即叙事者还不能质问父权制下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单方面承担的角色分工模式。换句话说,小说中的婚姻不以对异性对象、两性关系的透彻审视为前提,而是由家庭分工方式对女性的限制而产生。由于未曾在家庭中建立起夫妇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平等向社会发展的现代合作方式,尽管接受了新知识,女性一旦步入婚姻,往往也只能与男权压制下的传统女性一样,承担起管理家庭的全部事物,以便丈夫能全心全意地向社会拓展事业。这样,哪怕是由爱情(比如说宗莹和师旭)组合的温暖家庭也会悄悄蜕变为束缚女性的牢笼,女性就会不由自主地失去社会的广阔天空(这点从“过了半年宗莹病虽好了,但已生了一个小孩子,更不能出来服务了”这段描述可以看出)。

庐隐的创作以人物情绪的宣泄展示了觉醒女性受家庭拖累后的精神困境,却未能透彻审视造成这种困境背后的原因,而是和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一样,强烈感受到女性家庭与事业的矛盾,却无力进一步溯本探源去质疑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未曾深入批判父权制文化把照顾家庭的责任单一地压在女性身上的不公平。

在这里,庐隐是和她笔下人物站在同一思想高度上思考问题的,由于她对笔下人物只能采取平视视角,无力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对人物情绪作深刻的理性把握,使得人物话语成为典型的情感宣泄,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女性苦闷的大胆直白,却从女性视角真实展示了新一代青年女性丰富的内心隐秘,从而大胆肯定了女性作为人的存在价值,保存了现代女性可贵的最初脚印,并且寄寓了对独立、自由(参与社会事物)的热切渴望,包含了对传统家庭和社会不合理性的批判,这是一切又是诸如鲁迅等同时期的男性作家所无法越俎代庖的。

三、虚化的群体型叙事

在《海滨故人》中,叙事者构建了一个由露沙、云青、宗莹、玲玉、莲裳组成的女性群体。在这里,叙事者似乎被授权表达这群小说人物的思想,一会儿发表感想,一会儿又抒发情感。让每种叙事声音轮流发话,“我们”于是在一系列互相协作的“我”中产生。但另一方面,小说又在消解这种群体型叙事模式,最初形成的“我们”随着叙事进程的推进又分散成为一个个的“我”。

在《海滨故人》的第三部分中,首先由非人物的叙事者交代时间(傍晚的时候),以及残阳的余晖的景象,接着小说这样写道:

在这段描写中,叙事者话语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区别被周期性地模糊化了。叙事者在这里持续地变换视点,通过各类小说人物的角度来确定自己的视野,并且采取自由直接话语或者说直接思绪来使这些人物说话。这样,叙事者就建构了一个话语层面。在这个话语层面上,叙事者一方面统筹着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视角,一方面又用一种经协调了的总体看法在人物中间散播一种普遍意识。这种分散女性主体叙事权威的行为是由这些小说人物完成的。她们尽管身份各异,却在语义上传达出一个共同的情感倾向——烦恼、悲愁、无聊。这一群接受了新知识的女性,因为“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而聚集起来,组成一个与社会、传统隔绝起来的女性群体。她们虽有摆脱传统婚姻家庭束缚,追求远大前途的情怀,却仍被“烦恼、悲愁、无聊”这样一种消极情绪(事实上其最终命运也是悲剧形式的)笼罩。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年轻女性缺乏一种团结精神,因而才会有宗莹所说的“孤独”的感觉。表现在叙事上,则是这些女性自我表达的话语更多地强调“我”,而不是“我们”。用波伏娃的话来说:“无产者说我们;黑人也不例外。他们都把自己看成主体,把资产者和白人改造成‘他者’,但是女人们从不说‘我们’” 。她认为有一种状况阻碍着女性,使她们不能像其他被压迫的群体那样建立自己的集体意识。女性一直不能够说“我们”,不能够把男性改化为“他者”,因为她们“缺乏具体的办法,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与其他相关的统一组织旗鼓相当的整体……她们散居于男性之中,因为住房、家居、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诸因素而附属于父亲或丈夫等等身份的男性。这种依附比起她们对其他女性的依附关系更为紧密。” 在《海滨故人》这篇小说中,叙事者开篇有意识地构筑了一个虚化“我们”,这不仅是一种叙事技巧,更是一种表征。

四、结语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个人意识的女作家,庐隐从未放弃自我表达的愿望。“一个女人一旦能识文断字,你能够教会她相信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她自己。” 在叙事中,她恰到好处地运用个人化叙事策略,“刻意”使叙事者观念在人物的话语和行动中呈现。

就总的倾向而言,庐隐对女性人生价值(突出表现在友情、爱情方面)追寻、怀疑以致最终消沉的叙事属于五四“人”的文学的范畴,不能算是自觉的女性主义创作,却是有着现代女性自觉意识的创作。在总体思想格局上,并没有向以女性为女奴的男权传统妥协,而是自觉反叛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生命禁锢,努力伸展女性作为人、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从而在历史的空白点上开始艰难建构现代女性主体性。小说中庐隐对女性意识的确认,在自觉的理性层面上,更多地展开为女性作为与男子同等的人的意识的确认。但在创作实际层面上,她对第一代现代女性独特心迹的抒写,分明又在相当程度上疏离了以现代男性类特性作为普遍人性尺度的价值偏颇,分明又在时代文化允许的范围之内书写下了男性启蒙者无法代言的、接受新知识的女性成长为成熟的现代女人过程中的独特生命体验,这一生命体验中,有豪情、更有怯惧,有欢欣、更有太多的悲愁。这一生命经验的抒写,开启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许多崭新的母题,磕磕碰碰地迈出了这一女性主体性初步建构的艰辛历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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