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员的交际控制权

[摘要]译员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消极被动的，这必然有害口译培训与口译实战。虽然在信息来源和交际活动安排方面，译员处于从属地位，但当语篇信息传递到译员手中时，就产生了交际控制权的转移；在交际内容方面，译员也具有自己的交际控制区，至少可以在4种情形下行使交际控制权，进行积极控制或消极控制。
[关键词] 译员 交际控制区 控制权转移 行使

一． 问题的提出

译学理论，向来“信”字为先，强调译文首先应当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口译实践中，译员不但不能掺杂自己的观点，而且衣着、座次等，都要凸显发言人地位，淡化自己的存在。因此，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译员在交际中的地位是被动而消极的。外交部张援远先生曾指出，外交口译中有一种心理，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play safe），译员“乐此不疲”地追求“译文外部形态上和原文相近，偏重直译”而不追求“传神”[1]。所谓“追求形态相似，偏重直译”，就是以原文言语表层为参照，追求消极的形似，忽视主动性的创造。外交部译员尚且如此，其他领域自不必说。

因为地位的被动，很多人认为译员无足轻重，交际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发言人的分量。因此，有的发言人只管滔滔不绝地讲，根本不考虑译员的记忆极限，也不愿被译员打断，译员只好被动接受讲话人安排的语段①。刘和平教授在做口译时，其雇主就曾问她，凭您的智商和能力，为什么要做翻译这一行呢！②

理论上对“忠实”的过分强调，实践上被雇主的忽视等，不可能不对译员产生影响。根据心理学理论，一个人感知到自己无法控制局面时(perceived lack of control)，就会产生焦虑，而焦虑无疑会影响工作绩效[2]。因为被动，就不敢轻易改动原文，因此就会压抑创造性，容易造成代码转换的错误思维方式，从而违背口译的基本准则。可见，对译员的这种定位，无论对口译实战还是口译培训，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虽然包括译员在内的好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译员在对外交往中的控制权[3]，但要想发展口译产业、丰富译学理论，都应该首先确立译员在对外交往中的主人翁地位。

二．译员的交际地位

跨文化交际的发生，源自发言人和受话人的意愿，而非译员召集。交际的内容、方式、时间、地点等，都由双方商定，不由译员随便变更。交际的直接后果，无论有利还是不利，都由双方承担，与译员有关的，一般也只是报酬与工作评价。如果把交际看作一个信息传播过程，译员具有受者和传者的双重身份，但作为受者，他不是发言人的传播对象，不能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作为传者，不是信息的来源，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不能因为话题陌生就避开，话题熟悉就多讲。为了“忠实”，译员要隐去自己的存在，把自己置于发言人的位置，充分理解其交际目的和语篇主题[4]，构建译语语篇时，要力争完美再现发言人的一切信息。因此，从交际活动的日程安排和内容等角度讲，译员确实是被动、从属的。

但是，内容上的“忠实”，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标准。在劳动强度超大的口译实践中，要做到译员与发言人思想合二为一，却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和观察问题的角度。译员可以向发言人无限靠近，却不能真正重合。绝大部分情况下，合格的译员只能在一个特定区域游走，其传达的信息，介于理论上的完全“忠实”与“越半步则背离交际目的”的两点之间，虽然译语信息与原文对等程度不一，但都是可以接受的，就好比行业内公认的误差—只要在误差范围内的译文，就是可以接受的译文。因此，基于特定原因，译员有权在该区域内选择信息内容、斟酌词语表达，即使出现失误也不应受指责。这个区域，就是译员在交际内容角度的“控制区”。

承认交际控制区的存在，意味着译员并不需要亦步亦趋地追随发言人，而是可以拥有自己创造的空间；而任何形式的创造，就需要积极主动的心态，意味着一定的决定权。“权利”的含义，是对译员的鼓励和信任，是对译员应有地位的尊重，而非为了敷衍塞责。口译向来以“不追求完美”为原则，不少高级译员在实战中保持着“aim for the best, accept the second best”的实战心态③，都可以证明这种“权利”的存在是合理的。

另外，从交际过程来看，没有译员的参与，交际就会中断。当译员收到传递来的源语信息后，交际控制的权力就由发言人转移给了译员，其表现关系着交际的成败。因此，刘宓庆认为，口译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交流“操控权”的转移，译员是交际双方全面“合作原则”得以实现的启动者、促成者、和保证者，也就是实际的操控者，而绝不是消极的学舌[3]。

承认交际双方的特殊地位，并不意味着否认译员的主人翁地位；译员在语篇信息来源上的从属性，也不应与其在交际中的地位相混淆。跨文化交际活动是各方当事人遵守会话合作原则、互相协作的过程，译员因其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特殊优势，应该成为跨文化交际的监察员，为了保证交际效果，有权利采取适当措施，控制交际发展方向，而面对不公正的批评时，也应该有“今天我做翻译！”的心态④和自我定位。

三．控制权行使的几种情形

行使控制权的特定原因，可以区分为积极性与消极性两种。译员由于客观障碍或个人原因而无法达到更好的工作绩效时，为了保持交际连续性，或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交际目的而被动采取变通措施的，为消极控制。非由于自己的原因，为了实现最佳交际效果而主动行使权利的，为积极控制。消极控制主要涉及对源语信息的增减变通，积极控制还可能涉及译员的其他行为。具体而言，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考虑行使交际控制权：

1． 调停文化差异

涉外交往的最大障碍不在语言，而在文化。常有中方领导人为了好客力劝外方饮酒，也有的外方由于以“性”话题开玩笑或对中国评头论足而招致中方反感。文化差异而导致交际效果严重背离初衷时，译员要能敏锐感知，并进行适当操控，把握好交际的方向。例如⑤，在一场谈判顺利结束时，外方瞅着墙上的一幅画说，“That’s an interesting picture!”主人就问客人，“您喜欢吗？”客人虽然不懂